这个词是什么时候进入我的生活的，我记得挺清楚。某年春天，我在打印机旁边等纸，同事一边抖着卡住的纸一边说：没办法，太卷了。我当时还问了句什么意思。
半年之后，我发现我自己一天要说三次。
一个词最先带来的是止痛
我后来想，这个词最大的功能其实不是描述，是止痛。它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恨的对象——一个抽象名词，一种氛围，一台看不见的机器。有了这个对象，每个人都免于自问一个尴尬的问题：我今天多做的那两个小时，究竟是被逼的，还是我自己想做的？
诡异之处在于，说自己卷得受不了的人，往往正卷在其中，并且并不打算停。这个词提供了一种自嘲式的正当化：我不是在争，我是被迫的。既保住了道德位置，又不耽误继续跑。这大概是它流行得如此之快的真正原因——它是一件很好用的外套，穿上之后，跑步的姿势不用改。
我怀疑问题不在投入的量
如果只是投入变多，其实还好办，人是能扛的。让人真正疲惫的，我觉得是另一件事：投入被要求可见。
加班两小时的痛苦，不在于那两小时本身。我做自己的事熬到半夜，第二天照样精神。痛苦在于，那两小时必须被人看见才算数。于是我们发明的不是更多的劳动，是更多的、展示劳动的形式：
- 写给没人细看的日报，措辞要显出难度；
- 群里那句刚弄完，睡了，发送时间要挑一挑；
- 把一件三分钟的事做成一页有配图的说明；
- 会议上抢先发言，哪怕说的是别人已经说过的话。
这些形式本身是不生产任何东西的。它们唯一的产出是证据。而一旦证据成了硬通货，竞争就从做事转移到了取证，谁也停不下来，因为停下来的第一个后果不是活干不完，是别人看不见你。
我得承认我是受益者
说这些的时候，我心里有点虚。因为我曾经因为一份写得漂亮的周报被点名表扬，而我那周实际做的事，其实很少。被表扬那天我很高兴，回家路上还买了一杯很贵的咖啡。
一个从展示中得过好处的人来批评展示，可信度要打个折扣。我不能装作自己是被这套规则伤害的纯粹受害者，我更像是一个偶尔中签、于是继续留在场内的人。
还有一层我不太敢往下想
如果那些取证的形式之所以能盖过做事本身，是因为很多工作的内容本身经不起追问——它做与不做，三个月后没有人能说出区别——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变了。它不再是竞争问题，是意义问题。
竞争问题至少还有解法：定规则、划边界、少开会。意义问题没有解法，或者说，它的解法不在办公室里。而我们把一个意义问题命名为卷，正好可以避免走到这一步。
词有时候是思考的终点站，却伪装成起点。
所以我现在尽量少用这个词。不是因为它说得不对，是因为我一说出口，就不想再往下想了。这不是什么高明的自律，只是一个很小的、随时会失效的提醒。上周开会我又说了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