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老家收拾东西，在电视柜底下翻出一摞碟，塑料盒都发黄了，有几张封面已经和内页粘在一起。我借了邻居家一台还能读碟的旧机器，晚上放了一部九十年代的国产片，讲一个工厂青年的两年。
片长两个小时，情节大概能用四句话讲完。
让我坐直的不是剧情
看到四十多分钟的时候，有一个镜头：主角在路边等公交。镜头没动，他也没动，风把树叶吹得翻过来又翻过去，远处有自行车铃。这个镜头持续了大约一分半。
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快进。手指已经在空中做了那个动作——而我面前是一台没有进度条的机器，遥控器上只有播放和停止。那一下让我很难堪。我不是嫌它闷，我是已经丧失了让一分半钟白白过去的能力。
关于填满
现在的叙事把所有空白都填满了。每隔十几秒必须有一个钩子，一句反转，一个悬念的碎片。这不是谁的阴谋，是所有内容都在同一个池子里抢同一批注意力的自然结果。可是它有一个副作用：我们看的故事，正在训练我们不适应自己的生活。因为生活里绝大部分时间恰恰什么都不发生——等车，排队，洗一堆碗，坐在体检中心的塑料椅上。
一个被密集叙事喂大的人，面对自己的日常，会持续地感到被亏欠。
然后我开始怀疑我自己
这个想法很顺，顺到我警惕。
因为当年的观众未必觉得那一分半好。那也可能是胶片紧张、场地有限、剪辑没做完，是穷和赶工留下的痕迹。我把技术限制读成了美学选择，这是怀旧最拿手的一门手艺：把当时的没办法翻译成如今的更高级。这样的翻译我做过很多次，比如把小时候只有一种零食说成味觉更纯粹。
而且我也得承认，我并不是在那一分半里进入了什么禅定。我只是被卡住了，动弹不得，然后事后给这个卡住编了个好听的名字。
但有一点我还是想留下
就算那一分半是无意的，那部片子对待时间的态度和今天确实不同。它默认观众有时间，默认你会坐到结束。它不着急，因为它没有假想敌。
而现在所有的内容都默认我随时会走，所以它们都在挽留我。被挽留久了，人会变成两种样子：一种是没有耐心，另一种更麻烦——有点傲慢。我已经习惯了所有东西都必须先讨好我，否则我有权立刻起身。带着这种习惯，我很难再爱上任何需要我先付出一点的东西，包括一本书，也包括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。
没有决心
片子放完，我把碟放回去了。我没有立下以后要多看老电影的志向，因为我知道我不会。回城之后我照旧在通勤路上看那些十几秒的东西。
只是有件事挺怪的：那部片子的结局我已经想不起来了，主角后来去了哪儿也忘了。但那一分半的树叶，那种翻过来又翻过去的白色叶背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我不知道这说明了老电影的好，还是只说明了我的记性有它自己的偏好，和我的判断无关。